聖經歷史與先見傳記 - 被擄時期(1)
第一節 被擄到巴比倫去的猶大人
耶路撒冷城被攻破，猶大國家滅亡，巴比倫征服者將猶大國的官員、上層人士、技術人員擄去巴比倫，這是主要的一部分。但事實上不可能全部被擄走，剩下的一部份貧窮老弱，留下看守田園，「修理葡萄園，耕種田地」（《列王紀下》25：12），另外還有一部份流亡於鄰邦埃及，接著流散到地中海沿岸各地。
被擄到巴比倫去的猶大人屬於國家中的上層分子、工匠、技工、手藝人等，聞名的以西結先知也在被擄的人群中。新巴比倫王對待猶大俘虜遠比以前的亞述王寬容得多，如北國以色列滅亡後，亞述王撒珥根二世將北國居民擄去亞述後，被強制分散各地，化整為零，終於使北國以色列人逐漸與異族人同化，久而久之，成為「丟失的十個支派」。這次被擄到巴比倫去的猶大人從若干資料上可以證明，他們仍可以聚居一地，享有一定的自由，並保留相當程度的民族習俗與特點。根據《以西結書》第一章的記載，以西結先知本人和一部分被擄者被安置在巴比倫的迦巴魯河邊。該聚居點稱為「提勒亞畢」（Tel—Abib）「提勒」希伯來文為「土丘」或「小山崗」，即被擄猶大人的聚居點。除《以西結書》3：15提到此「亞畢山崗」外，《以斯拉記》中也提到被擄百姓聚居點的地名，如「特米拉」（Tel—melah）、「特哈薩」（Tel一harsha）等（《以斯拉記》2：59）。此處地名譯文的「特」，與《以西結書》3：15的「提勒」在原文都是「Tel」，指「土丘」或「小山崗」。由此可知，被擄之民在巴比倫都有眾多的「提勒」或「特」某某的大小民族聚居點。這種聚居點成為他們生活與崇拜既分散又相對集居的中心。
被擄之民在巴比倫異鄉的初期情況，雖然聖經中沒有很多的記載，但僅從《詩篇》第137篇這篇反映被擄時期的詩章中，就可以看出被擄之民在異鄉內心的痛苦和對敵人的仇恨情緒。他們對耶路撒冷的愛戀與對巴比倫人、以東人的憎惡，形成了很鮮明的感情對比。這篇《詩篇》一開頭寫道：「我們曾在巴比他的河邊坐下，一追想錫安就哭了。我們把琴掛在那裏的柳樹上，因為在那裏，擄掠我們的要我們唱歌；搶奪我們要我們作樂，說：‘給我們唱一首錫安歌吧！’我們怎能在外邦唱耶和華的歌呢？」詩歌的作者肯定屬於一個身曆其境，備嘗身心磨難的被擄者，他目睹以東人對這場災難的幸災樂禍，親眼看見巴比倫敵人的殘暴肆虐，他心中充滿復仇雪恥的情緒，因而發出了似乎越出常情的咒詛說：「耶路撒冷遭難的日子，以東人說：‘拆毀，拆毀，直拆到根基！’耶和華啊，求你紀念這仇。將要被滅的巴比倫城啊，報復你象你待我們的，那人便為有福。拿你的嬰孩摔在磐石上的，那人便為有福。」（《詩篇》137：7～9）。
被擄初期，被擄之民不理解這場災難的長期性與磨煉對他們所具有的意義。他們盼望很快結束這場災難，很快得以歸回故鄉。西元前597年，約雅斤與首批被擄者在巴比倫只度過三、四年困難的時光，就有假先知迎合這種思想情緒，散佈被擄之民二年之內就將歸回，聖殿被擄去的器物亦將運回的虛假預言（《耶利米書》28：1～4）。耶利米先知力斥這種假預言的虛妄和危害，早在第一次被擄之後，耶利米先知就寫信給巴比倫被擄之民，勸戒他們要在巴比倫蓋造房屋，安心定居下來，要「栽種田園，吃其中所產的。娶妻生兒女，為你們的兒子娶妻，使你們的女兒嫁人，生兒養女，在那裏生養眾多，不至減少」（《耶利米書》29：5～6）。隨著歲月推移，前後被擄之民逐漸適應巴比倫異鄉的生活，他們從事各種社會生產勞動，包括商業、手工業、農業等，以後也有少數人在巴比倫上層社會中得到較高的位置。在宗教生活上，巴比倫異鄉沒有耶和華的聖殿，所以每逢安息日，在他們各民族聚居點，人們聚集一處，彼此安慰，互相勸勉，回憶先知早日的教訓和預言。這種聚會形式和內容，逐漸成為猶太教後來猶太會堂（synagogue）的起源，發展為以後猶太教的正規崇拜形式與組織。在宗教思想上，被擄之民經歷被擄的苦難，痛定思痛，他們對早日先知的預言與教訓有了更深刻的體會和理解。特別關於被擄終將歸回，耶路撒冷必將復興的預言，更大大堅定被擄之民將來歸回祖國的盼望。舊約中最早的先知書卷《阿摩司書》的末後一章曾明確無誤地預言說：「到那日，我必建立大衛倒塌的帳幕，堵住其中的破口，把那破壞的建立起來，重新建造，象古時一樣……，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擄的歸回，他們必重修荒廢的城邑居住，栽種葡萄園，喝其中所出的酒，修造果木園，吃其中的果子，我要將他們栽於本地，他們不再從我所賜給他們的地上拔出來，這是耶和華你的神說的。」（《阿摩司書》9：11，14～15）。被擄之民早先對先知的預言將信將疑，經歷被擄的嚴酷事實，他們感悟了先知在各個時期對君王和眾民的警戒、勸勉和譴責，以及預言和應許都是真實可信服的。被擄時期中，先知的權威地位在民中大大提高了。
耶路撒冷城被攻破，猶大國家滅亡，巴比倫征服者將猶大國的官員、上層人士、技術人員擄去巴比倫，這是主要的一部分。但事實上不可能全部被擄走，剩下的一部份貧窮老弱，留下看守田園，「修理葡萄園，耕種田地」（《列王紀下》25：12），另外還有一部份流亡於鄰邦埃及，接著流散到地中海沿岸各地。
被擄到巴比倫去的猶大人屬於國家中的上層分子、工匠、技工、手藝人等，聞名的以西結先知也在被擄的人群中。新巴比倫王對待猶大俘虜遠比以前的亞述王寬容得多，如北國以色列滅亡後，亞述王撒珥根二世將北國居民擄去亞述後，被強制分散各地，化整為零，終於使北國以色列人逐漸與異族人同化，久而久之，成為「丟失的十個支派」。這次被擄到巴比倫去的猶大人從若干資料上可以證明，他們仍可以聚居一地，享有一定的自由，並保留相當程度的民族習俗與特點。根據《以西結書》第一章的記載，以西結先知本人和一部分被擄者被安置在巴比倫的迦巴魯河邊。該聚居點稱為「提勒亞畢」（Tel—Abib）「提勒」希伯來文為「土丘」或「小山崗」，即被擄猶大人的聚居點。除《以西結書》3：15提到此「亞畢山崗」外，《以斯拉記》中也提到被擄百姓聚居點的地名，如「特米拉」（Tel—melah）、「特哈薩」（Tel一harsha）等（《以斯拉記》2：59）。此處地名譯文的「特」，與《以西結書》3：15的「提勒」在原文都是「Tel」，指「土丘」或「小山崗」。由此可知，被擄之民在巴比倫都有眾多的「提勒」或「特」某某的大小民族聚居點。這種聚居點成為他們生活與崇拜既分散又相對集居的中心。
被擄之民在巴比倫異鄉的初期情況，雖然聖經中沒有很多的記載，但僅從《詩篇》第137篇這篇反映被擄時期的詩章中，就可以看出被擄之民在異鄉內心的痛苦和對敵人的仇恨情緒。他們對耶路撒冷的愛戀與對巴比倫人、以東人的憎惡，形成了很鮮明的感情對比。這篇《詩篇》一開頭寫道：「我們曾在巴比他的河邊坐下，一追想錫安就哭了。我們把琴掛在那裏的柳樹上，因為在那裏，擄掠我們的要我們唱歌；搶奪我們要我們作樂，說：‘給我們唱一首錫安歌吧！’我們怎能在外邦唱耶和華的歌呢？」詩歌的作者肯定屬於一個身曆其境，備嘗身心磨難的被擄者，他目睹以東人對這場災難的幸災樂禍，親眼看見巴比倫敵人的殘暴肆虐，他心中充滿復仇雪恥的情緒，因而發出了似乎越出常情的咒詛說：「耶路撒冷遭難的日子，以東人說：‘拆毀，拆毀，直拆到根基！’耶和華啊，求你紀念這仇。將要被滅的巴比倫城啊，報復你象你待我們的，那人便為有福。拿你的嬰孩摔在磐石上的，那人便為有福。」（《詩篇》137：7～9）。
被擄初期，被擄之民不理解這場災難的長期性與磨煉對他們所具有的意義。他們盼望很快結束這場災難，很快得以歸回故鄉。西元前597年，約雅斤與首批被擄者在巴比倫只度過三、四年困難的時光，就有假先知迎合這種思想情緒，散佈被擄之民二年之內就將歸回，聖殿被擄去的器物亦將運回的虛假預言（《耶利米書》28：1～4）。耶利米先知力斥這種假預言的虛妄和危害，早在第一次被擄之後，耶利米先知就寫信給巴比倫被擄之民，勸戒他們要在巴比倫蓋造房屋，安心定居下來，要「栽種田園，吃其中所產的。娶妻生兒女，為你們的兒子娶妻，使你們的女兒嫁人，生兒養女，在那裏生養眾多，不至減少」（《耶利米書》29：5～6）。隨著歲月推移，前後被擄之民逐漸適應巴比倫異鄉的生活，他們從事各種社會生產勞動，包括商業、手工業、農業等，以後也有少數人在巴比倫上層社會中得到較高的位置。在宗教生活上，巴比倫異鄉沒有耶和華的聖殿，所以每逢安息日，在他們各民族聚居點，人們聚集一處，彼此安慰，互相勸勉，回憶先知早日的教訓和預言。這種聚會形式和內容，逐漸成為猶太教後來猶太會堂（synagogue）的起源，發展為以後猶太教的正規崇拜形式與組織。在宗教思想上，被擄之民經歷被擄的苦難，痛定思痛，他們對早日先知的預言與教訓有了更深刻的體會和理解。特別關於被擄終將歸回，耶路撒冷必將復興的預言，更大大堅定被擄之民將來歸回祖國的盼望。舊約中最早的先知書卷《阿摩司書》的末後一章曾明確無誤地預言說：「到那日，我必建立大衛倒塌的帳幕，堵住其中的破口，把那破壞的建立起來，重新建造，象古時一樣……，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擄的歸回，他們必重修荒廢的城邑居住，栽種葡萄園，喝其中所出的酒，修造果木園，吃其中的果子，我要將他們栽於本地，他們不再從我所賜給他們的地上拔出來，這是耶和華你的神說的。」（《阿摩司書》9：11，14～15）。被擄之民早先對先知的預言將信將疑，經歷被擄的嚴酷事實，他們感悟了先知在各個時期對君王和眾民的警戒、勸勉和譴責，以及預言和應許都是真實可信服的。被擄時期中，先知的權威地位在民中大大提高了。
